admin 这个问题触及了家庭伦理、财产权益以及法律规范的复杂交织，需要从情理法三个维度进行深入剖析，才能得出相对全面的结论。
从伦理道德的角度来看，儿子“耕耘”母亲的土地，其行为的性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动机和方式。如果儿子是出于孝顺，看到年迈的母亲无力耕种，土地荒废可惜，主动承担起耕种的责任，并且将收成用于改善母亲的生活，甚至仅仅是为了让母亲晚年生活得更充实，那么这种行为无疑是值得称赞的，可以被视为孝顺的表现。这种孝顺并非简单的物质供养，而是对母亲的劳动成果的尊重和传承，是对家庭责任的担当，体现了中华民族尊老爱幼的传统美德。在这种情况下，儿子与母亲之间形成了一种互助互爱的关系，土地的耕耘不仅带来了经济收益，更维系了家庭的和谐与亲情。
然而，如果儿子的动机并非出于孝顺，而是觊觎母亲的土地，试图通过长期耕种来非法侵占土地的所有权或收益权，那么这种行为就与孝顺背道而驰，甚至可能构成道德上的谴责。例如，儿子在母亲年老体弱、神志不清的情况下，未经母亲同意，强行耕种土地，并将收成据为己有，或者利用母亲的信任，以耕种为名，哄骗母亲签订不公平的协议，变相侵吞土地，这些都属于不道德的行为。在这种情况下，儿子对土地的“耕耘”就变成了对母亲的剥削和欺骗，不仅损害了母子之间的亲情，也违背了社会公德。
再从法律的角度分析，土地的所有权归属至关重要。如果土地是母亲合法拥有的，那么她对土地享有完全的支配权，包括使用权、收益权、处分权等。儿子未经母亲同意，擅自耕种土地，实际上侵犯了母亲的土地使用权和收益权。除非母亲明确表示同意儿子耕种，或者通过书面协议将土地的使用权或收益权转移给儿子，否则儿子的行为在法律上是站不住脚的。
具体来说，如果母亲与儿子之间没有明确的约定，儿子只是默默地耕种土地，法律上很难认定儿子就对土地产生了任何的权利。即使儿子长期耕种，也很难凭借“时效取得”原则取得土地的所有权，因为根据我国法律规定，时效取得仅适用于无主财产，而母亲合法拥有的土地显然不属于无主财产。
此外，如果儿子与母亲之间签订了耕种协议，约定儿子可以耕种土地并获得一定的收益，那么该协议的效力取决于协议的内容是否公平、是否符合法律规定。如果协议的内容显失公平，或者母亲是在被欺骗、胁迫的情况下签订的协议，那么该协议可能被认定为无效或可撤销。在这种情况下，儿子仍然不能凭借该协议合法地占有土地或获取不合理的收益。
值得注意的是，在农村地区，家庭内部土地承包经营权的流转具有一定的特殊性。在一些情况下，家庭成员之间可以协商调整土地承包经营权的分配，但必须经过村民委员会的同意，并且不得损害其他家庭成员的合法权益。即使儿子获得了土地承包经营权，他也不能随意改变土地的用途，必须按照国家的相关规定进行耕种。
最后，从情理法的交融层面来看，我们需要综合考虑家庭关系、土地的实际情况以及当地的风俗习惯。在一些农村地区，儿子照顾年迈的父母是天经地义的事情，如果儿子主动承担起耕种土地的责任，不仅可以改善父母的生活，也可以传承家庭的农业传统，那么这种行为即使在法律上存在一些瑕疵，也应该得到一定的理解和支持。但是，这种理解和支持的前提是儿子必须尊重母亲的意愿，不能强迫母亲接受自己的安排，更不能以孝顺为名，行侵占之实。
总之，儿子耕耘母亲的土地，是孝顺还是侵占，合情合理又是否合法，需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。不能简单地一概而论。需要综合考虑儿子的动机、行为方式、土地的所有权归属、当地的风俗习惯以及法律的规定，才能得出相对客观公正的结论。最理想的状态是，儿子与母亲之间能够坦诚沟通，达成一致意见，既能传承家庭的农业传统，又能维护母亲的合法权益，实现家庭的和谐与幸福。